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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爱看老电影。前几天又看了一遍1992年版的法国影片《情人》，看完后找出小说原作又读了一遍。此书被认为是作者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杜拉斯在70岁时写十多岁时的初恋往事。

对于杜拉斯这样一位素有强烈自我情感体验的作家来说，一段离奇难忘的经历被隐藏半个多世纪，而且在最终写成的书里，“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杜拉斯语），也就是说，《情人》中的核心内容一直难以被表达，其原因事实上可追溯至五十多年前那一刻——故事的女主角在从越南返回法国的邮轮上，被一阵天籁之音打动，出其不意地哭了，她在恸哭中想到刚刚与之诀别的那个男人，然而，在那一刻，她心里那个男人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消失于历史”。“那个男人”正是从诀别的那一刻成为她的“情人”，“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情人》中讲述的，是伴随着“我”经历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以及战争，而在一次次回望中日渐纯净、丰满的故事，是在人生暮年才能讲得如此凄美的故事。“情人”一词，由杜拉斯在和生命中第一个“他”诀别半个多世纪后说出来，如同她“通过死亡发现永恒”，令人如此震惊，却又如此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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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个白种少女才十五岁半，随家人生活在越南，却和一个大自己十多岁的华裔男子相好。有一个时期，她每天去男人的临街公寓与之幽会。两人都明白，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被认可的，即使白种女孩家里很穷，而华裔男子则是富家子弟。在此背景下，这段关系惊心动魄持续了一年多，令人不禁联想到文学作品中那些传世的爱情故事，往往萌生于不对等的家庭之间，贵贱、贫富、恩仇，似乎阻力越大，鸿沟越深，两性之间越容易擦出爱情火花。不过，与经典爱情故事中的演绎不同，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在爱意传达上似乎另有“花样”。如，当那男子第一次如愿邀请女孩进入自己的公寓后，他给对方的信号却是害怕。他对她说：“我怕会爱上你。”却又纠结自己是不是她的“第一个”。“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同样，初恋中的女孩却也如此回答他。他们的相好从一开始就似乎有意绕过不适合他们的爱情话题，甚至故作自轻自贱状。有几次，他在公寓里问女孩，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女孩不作否认，他似乎也没不高兴。当后来女孩从母亲处得知，他给了她家救急的钱，替哥哥还清赌债，还支付了她们全家回法国的旅费，读到此处，读者是很能够感受到女孩内心不寻常的震动。

不同于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中这类爱情故事多以悲剧结局，更不同于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情人》中这对恋人是以自行分手结束彼此关系的，而且一开始就有分手时间表：到女孩念完中学，她是要回法国的。他俩的交往也没有受到外力的直接阻挠。女孩这边还带他去见了她的家人，且由这位有钱“朋友”请家人吃了一顿大餐。对于女孩始终坚持“朋友关系”的说法，她的家人“见好就收”，也未予以深究。女孩的母亲甚至在被叫去见寄宿学校校长时，要求校长同意让自己的女儿晚间自由行动，理由是“这个小姑娘自由惯了，想要留住她，就得放她自由”。母亲心里有底，到时候女儿会跟她回法国。男子那边，他心里很清楚父亲的态度，但还是专程去拜见父亲，得到的答复不出意外：宁可看到你死，也不会允许你娶一个白种女人。他把父亲的话转述给女孩，而后者心里更明白：“他父亲作出的决定和他作为儿子作出的决定是二而一”，就像她自己和母亲关于离开越南搬回法国的决定一样。他们的相好行为好比偷尝禁果，但无意挑战传统和秩序。他们以传统与秩序接受和容忍的方式，彼此表达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挚爱，这当然不足以改变和影响什么——对于他们身处的环境和现状，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了彼此的人生。那男人在与长辈指定的门当户对的女子成婚次日，没再如约去那间临街公寓，但在许多年后他带着他的女人出现在巴黎，给她打电话，声音打颤，说，他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他依然爱她，和过去一样，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又过去许多年，杜拉斯在70高龄时，以书名《情人》和满怀眷恋、深情款款、刻骨铭心的讲述，向自己的“初恋”致敬。

《情人》的故事，当然不可简单视之为自传，杜拉斯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以独具个性、日臻成熟的小说艺术处理当年的素材，是为表达在经历丰富复杂的人生磨砺和自我情感体验后对于爱情的悟见。她笔下的爱情，和许多经典爱情故事一样，萌动于唯美的“一见钟情”，这是两性相吸必不可少的元素，不过她更着意于表现特殊个体之间不寻常的爱情实践和体验，而非停留于精神层面的“柏拉图”。《情人》中，女孩的简单和义无反顾有效地使那位富家少爷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沉疴积弊”是如此委琐和可鄙：既在意对方爱不爱他，又担心她爱上他，而“转弯抹角弄出多少花样”。在此后那些有限的时日里，两人之间每一次在一起都使彼此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也成为彼此间刻骨铭心、不可撤销的分手仪式。这段亲密相处也使他们明白，在他们的关系里，如说她图他有钱，其实和她说他图她年轻貌美一样，似乎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却又似是而非。岂不知早在湄公河轮渡上相遇那一刻，他们眼里的世界就只有两个人。

《情人》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爱情故事：它既不长久，也没有结果，但它不只会成为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而且如同“我”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永恒，“我”在一去不返的轮船上如醍醐灌顶般意识到，这段被终止的情爱拥有不死的生命：它本就无须依赖世俗观念和形态，比如“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无须以时间长短自证。它好比作者在《情人》首段所描绘的一个女人的“面容”，半个世纪后，时间的摧残却日显其生命的不朽。杜拉斯似乎未在小说中控诉什么，反而给那个时代留下一朵盛开不败、引人入胜的爱情奇葩，其间种种细节，折射出文学对于人性和世态的无尽思考。

撰稿：张旻

编辑：刘静娴、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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